挤在城市的人们容易恐慌
拥有土地的农民，才是这个国度最后的王者
欲戴皇冠，必受其重
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真理只爱少数
勿忘土地
归去来兮
守望者朱新礼：
大农业，下一个风口，
也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一个“风口”
农民靳青莲的故事：
“现在别瞧不起农学院，农学院现在分数低的进不去了”
四年前的夏天，密云县东邵渠镇高各庄村的单亲妈妈靳青莲非常开心，儿子高考考了530分：“一类那年是540多，想让他读警校，可说什么都不去”，后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上了北京农学院，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儿子与母亲沟通不多，去学校之后，母子通过手机有了更多交流，“他说那个专业是北京农学院的龙头专业，都是生物考得好的才能去上。您现在别瞧不起农学院，农学院现在分数低的进不去了。”靳青莲说。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中透露，现在报考农大的学生越来越多，学校的高招分数每年都能提高好几分。原因是这几年资本正加速进入农业领域，最典型的是农业金融和农业电商这两个领域已吸纳了众多产业资本和风险投资。
这些信息靳青莲闻所未闻，她在汇源有机生态农业基地上班。儿子高考后，在基地的超市打工，“实习了两个月，挣钱买手机了。”这个经历，也许就是儿子对未来农业产生的第一印象。
1974年出生的靳青莲个子高挑、手脚麻利，年轻时曾在北京慈云寺旧国棉三厂上班。“那个时候当小姑娘一心想出去挣钱，也提不到收入是否满意，只要出去了不在家就挺好的。”靳青莲1997年结婚后在高各庄服装厂上班。2007年来到汇源工作，真正有了归宿感。
靳青莲也许没有想过，汇源2006年在密云县东邵渠村开山辟土，建设农业基地，不仅是因为汇源老总朱新礼觉得这里适合，还因为国家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
东邵渠村虽然从1983年“大包干”后与中国大地上的其他农村一样，村民收入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的产量可以说翻番了。”从1979年开始到1983年担任生产队长的马清海回忆说。马清海足智多谋，在当地有“小诸葛”之称。他清晰地记得2006年汇源进入密云县东邵渠镇的情形。
密云历史悠久，距今6000年前已有人类聚居，属幽陵。《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请流共工于幽陵”，筑“共工城”。“共工城”距今4100年，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古城。几千年来，密云的农业生产形式并没有多大变化。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程度很浅。”尽管大包干之后，这里“吃玉米面的人都很少了”，“街道硬化，加上田间路的硬化，这是实实在在给群众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但村干部马清海也承认，“我们村上访的比较多。”
东邵渠村的农民收入没有跟上时代的进步，马清海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咱们这个地区靠天吃饭，水比较缺，如果赶上地旱，一年两年在农村就挣不钱了。”
靳青莲业余时间帮家里种地，账算得不是很细，但结果不会差很远，“种棒子7、8毛一斤，习近平总书记给现在的粮食补贴挺高了，农民还能赚到。如果粮食补贴不高，老百姓就哭了。棒子7、8毛一斤，连这种子、肥料、播种的钱，算下来一块地不挣钱。”
马清海想过很多办法。他本人干过村砖厂车间主任，担任过生产队会计，还在乡镇企业里面担任生产副厂长。他任经济合作社社长时期，村里种上了李子，但果树三年不挂果，农民沉不住气了，“一个劲儿地种玉米棒子。”
“我跟村里面什么招都用过，把所有的病虫害防治，比如春节打的石硫合剂，费劲地买。在村里面组织车辆、人员给每家每户进行病虫害防治，这个工作做到这个份上，结果他们还是种玉米，种了玉米以后遮光，一到7-8月份雨季湿度大、温度高，结果李子树感染了干腐病，两年的时间全部毁掉了。”
“三农问题”让“小诸葛”束手无策。这当然不是一个农村基层组织中的“能人”可以改变的局面。《资源科学》杂志曾刊发《中国山区耕地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一文对全国二十多个省份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截止到2014—2015年，发生耕地撂荒的村庄数量为184个，占调查村庄总数的78.3%，发生在2005年以后的村数量141个，占比76.7%。这一数据表明，现有的农村土地政策已经无法保证土地生产的延续性。
2006年，更多的人记得的是汇源集团当时以2.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汇源果汁35%的股权，引入法国达能、美国华平基金、荷兰发展银行和香港惠理基金等基石投资者筹划在香港上市，而这次融资让汇源果汁估值上涨至6.28亿美元。
“当时有一个北京市土地流转的148号令，完全是因为这个才有流转的。”马清海的记忆不可能出错。这个“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48号”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法”，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指出，依法形成的流转关系，受到法律保护。
正是因为汇源在资本市场上的成功、农村山区耕地撂荒程度加重、国家土地流转政策进一步推进，这三者的合力产生了北京汇源有机生态农业基地。
从大的方面来看，农村耕地撂荒速度并没有得到遏制，但汇源的基地也在扩展。也许我们应该理智地看，撂荒的速度与大农业速度的竞赛结果，就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中国大农业，汇源既是先锋，也是守望者。朱新礼相信自己看到了中国未来农业的图景。
企业家朱新礼“最后的守望”
“看着大伙受穷，我吃着再好的东西也难以下咽。只有乡亲们都富了，心里头才舒服。”
汇源集团创始人朱新礼，1952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沂源县东里东村。在偏僻的沂蒙山区北部成长起来的朱新礼，敏锐地感觉到开车可能会改变命运，他只身到临沂机械技校学习驾驶技术。1980年，朱新礼承包了沂源县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凭着技术、头脑和吃苦，当年便赚了5万多元，第二年赚了20多万元。这在中国任何一个农村都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乡亲们对走南闯北的朱新礼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带领村民一起致富。朱新礼心里其实早有想法：“看着大伙受穷，我吃着再好的东西也难以下咽。只有乡亲们都富了，心里头才舒服。”
1983年，31岁的朱新礼被选为东里东村的村委会主任。他一口气创办了27家工商企业。从1983年到1989年，东里东村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4.7倍，人均纯收入增长4.05倍，一半以上村民成了“万元户”，几乎家家都安上了电话。
一心发展工业的朱新礼并没有忽视农业，他让农民不种庄稼种葡萄。“1983年刚刚把地分出去。收回来种葡萄，都不同意了。我就做工作，一是党员先把土地交出来，二是干部先把土地交换出来，我带他们去参观，我自己开着大客车去胶东。那里的也是种葡萄的，过的日子、住的房子、穿的衣服……他们亲眼目睹了，我说大家还有意见吗？他们说‘没了，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也许是过于冒尖，也许是有人看不惯，有人写信告到国务院。朱新礼在县里的大会上受到县长的点名批评，“我那个时候是山东省的劳模，县长说省劳模种经济作物不种粮食。”县长后来专门跟他说，“小朱子，你的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都给你去了。”朱新礼说这不要紧，老百姓收入最要紧。县长问他想得开吗？朱新礼说：“当然想得开了。那怕什么，我又不是为这个来的。”
朱新礼后来读了大学，毕业后在沂源县任外经委副主任。那些年大包干的确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沂蒙山区经过十几年建设和发展，已经是水果大县，但新问题是大量水果卖不掉。许多农民刨掉果树，又回到单纯种粮的老路上。朱新礼心如刀割。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受到极大鼓舞的朱新礼找到县委书记陈传玉，请求辞职下海创业。被批准后，朱新礼毅然接手了当时负债1000多万、3年没有发工资的县办罐头厂，他想亲手解决“卖果难”问题。
1992年6月，朱新礼创办了淄博汇源有限公司，通过补偿贸易的方法，从德国和瑞典引进了全球先进的浓缩果汁生产线和无菌冷灌装生产线。“补偿贸易”即跟境外设备供应商谈判，采用信用证的方式，先使用他们的设备，再用生产的产品来抵偿设备款。
这套设备无人会用，朱新礼用全厂员工全年工资作为月薪，聘请德国著名的食品工程师汉德舒来汇源负责设备、技术和品控管理，当年厂里便产出了合格的浓缩苹果汁。
1993年的浓缩苹果汁，在国内没有市场。
1994年，朱新礼只身一人去德国慕尼黑参加食品展销会。在令人垂涎的顶尖食品盛会中，朱新礼每天的食品是随身背来的山东煎饼。
熬到展销会最后一天，山穷水尽的朱新礼遇到了瑞士一家买主，这家公司对汇源的浓缩苹果汁进行了化验，指标有50多项，全部合格。他们用专机接朱新礼前往瑞士洽谈。汇源最终拿到了500万美元的出口订单。
多年以后，朱新礼对此事的细节仍然记忆犹新，他对《品牌观察》记者说，“让我惊叹的是，他竟然把我洗苹果的水都检验了。你说出口难吧，只要严格要求自己就不难。我的设备是世界一流的，采购上水果控制得非常好，不允许一个烂果进来。”
第一次成功让朱新礼变得大胆，此后他什么风险都不怕，他相信汇源的实力。
1994年末，朱新礼带领30人的队伍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创建了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对这次冒险众人不解，朱新礼后来说：“风险肯定有，但怕风险，一辈子也成不了大事。”
1996年，朱新礼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汇源下重注以7000万元的价格中标了1997年央视新闻联播5秒标版广告权。7000万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汇源的销售额。但大多数“央视标王”的衰退命运并没有在汇源身上重现。汇源成了知名品牌，并奇迹般存活下来。
经过了一系列融资，汇源在香港上市并迎来了可口可乐的179.2亿的巨额并购。可以说，这是汇源最为平稳的一步棋。此时汇源的估值已高达36.36亿美元。
朱新礼的目的何在？他说：“出售汇源果汁饮料灌装业务的目的是把筹集的179.2亿港元投入到更上游的现代农业，帮助中国更多农村、农民实现规模化，科技化与品牌化经营。同时，还可以借助可口可乐的全球营销网络，把中国的浓缩果汁和果浆输送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去。”
但这次没有风险、必胜的并购被否决。汇源为并购所购买的机器设备一度蒙尘，汇源的账上曾只剩下2万元。
朱新礼不想多谈那段艰苦的日子，他只对记者说：“如果这件事不是被否决了，这是一件双赢和多赢的事，最大的赢家是中国的果农。”
这是朱新礼第一次实施大农业计划的失败，但朱新礼并没有停止他的冒险。他对先进农业国家的现状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可口可乐没有能帮助他尽快实现大农业计划，大农业计划早晚也会变成现实，未知的只是时间。
从另一个角度，企业管理专家沈青认为，“我们看企业不要看它最好时候的状态，一定要看它最差时候的状态。最差的时候它能挺的过去，就是一个很强的企业。”
汇源“大农业”并非空想，而是抓住了产业的痛点
“我觉得任何在中国做农业的企业实际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现在市面上并没有一个普世皆准的，大家拿来就可以套用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没有说证明某一个商业模式一定可以成功。”汇源集团副总裁刘线并不讳言汇源的大农业中有冒险成分。
但汇源的大农业并非空想，而是抓住了产业的痛点：一方面农产品在消费者端的价格越来越高，质量却不一定稳定。另一方面，农户的利润越来越薄。企业如果可以打通全产业链条，那么种植户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消费者可以拿到更便宜、更安全的农产品。
在汇源有机生态农业基地，靳青莲干过大棚里的活，“收入肯定还行”。干活与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儿种地也是机械化。主要是农业采摘，水果采摘，都是大棚里的。樱桃季节的熟了，有采摘樱桃，樱桃之前就是草莓、桑椹。”
虽然有粘虫板，地里的害虫有时也需要人去捉。靳青莲完全能理解有机农业的意义：“过去是买不起药而捉虫子，现在是为了健康不打药而捉虫子。”
也有用有机农药的，但比较贵。马清海说，治蚜虫可以用土法有机农药。“朝天的小辣椒，2斤干辣椒用水泡。把辣椒捞出去，把这个汤装在喷雾器里面喷，这个蚜虫就死了。”
刘线认为有机农业这种种植方式从古到今都有，“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以及有机农业，有一定的重叠。有机农业这种种植方式从古到今都有的，但是现代科技会给有机农业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基地员工也喜欢吃有机食品。有机蔬菜的价格达到30元一斤，员工食堂却可以吃到。“味道好，”马清海说，“有机肥里面，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口感就比较好。比如一个品种的黄瓜，有机生产的吃起来味道特别浓，但是常规管理的黄瓜没有什么味，这是最大的不同点。”
大棚里是否用过了常规化肥与农药，最终靠检测。这儿每年不同时期的都在抽查，检测。“人家来了以后，说你就给我切2斤，拿走给你化验。”马清海说，“但是化验这一个菜品价格特别贵，一次1700元，比菜贵多了。”
朱新礼对汇源产品的信心来自于此：“化验，我们有国家级的化验中心。”
汇源的大农业不仅是一幅蓝图，而是正在生长、扩张的生命体
在大棚里，靳青莲不用干浇水的活，这里应用的是滴灌技术。
“基本上果树底下都铺设了滴灌管。”马清海说。
在干旱东邵渠村，汇源利用防渗漏技术汇聚了一面大湖。湖边是掩映在树林中的木屋。外表质朴的木屋内部设施一应俱全，虽然价格不菲但每到周末都会被预定一空。有游客说，这个村里的湖光山色有一点点像瑞士。马清海说，村里的滴灌管里的水都来自那面湖。
刘线说，虽然看上去人流量并不大，但整个园区已经盈利。
这个模范园区吸引了周围的农民。
农业生产模式的升级不可能从上面开始往下指导。这方面马清海有过很多年的经验教训，觉得只能靠传帮带，“亲戚到这儿一喝酒、一聊天，投入了多少钱，几年投的，开支多少，一算比你种棒子强。这个哥们就说，告诉你你就会了。他一旦受益了，边上种地就被带动起来了。农村的发展以这个形式为主，如果想从上级派很难弄。”
汇源有机生态农业基地对于所有人群开放，游客进来看到的是一个景区，学生进来看到的是一个科研基地，农业的种植商或者其他的种植户过来，看到的是可以拿去做的一些项目。刘线解释，“我们会把这个园区变成一个有点像农业大超市的概念，也就是说你进来不仅可以买到农产品，你更可以买到农业设施、农业设备、农业技术，甚至于一些规范和人员，这些相当于一个农业服务商的概念。”不仅如此，客户如果买汇源的设备，用汇源的标准生产出的产品，汇源可以帮他销售。
也就是说，汇源的大农业不仅是一幅蓝图，而是正在生长、扩张的生命体。为此，基地正在拿4A级景区的认证，可正式对外售票，之后增加户外大课堂的资质。音乐节、嘉年华之类的活动也可以引进景区。
汇源在农业积累了二十年的经验，帮助数百万农民脱贫致富，再过三五年，我们能看到全产业链的汇源集团。
在湖北省钟祥规划了汇源目前最大的生态绿色产业园。汇源钟祥生态产业园的规划总面积为65万亩。这里有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林场，分布着众多名胜古迹，有碧波荡漾的水库，有曲折幽静的溪谷，有神秘莫测的溶洞，有气势磅礴的瀑布，有宝贵的飞禽走兽，有古老的珍稀植物。园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被称之为优美的观光之地、幽静的度假之域、理想的养生之乡。
朱新礼对记者说，“我们看重的是汇源农业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的价值。”
虽然知道有机食品“不赚钱”，但马清海明白有机食品“有未来”。现在“汇源退市”的流言四处传播，马清海不以为然，“农民习惯直观地看问题。不说别的，就是春节期间的花炮，我们村每年的春节晚上从11点开始到1点的花炮没有停过，最多的一家人家花炮放了1万多元。”靳青莲的儿子今年准备考研究生，他也有了对象，她也在汇源，他们一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在刘线看来，主要工作是保证两种现金流，“一种是高频率的现金流，可能单笔不大，比如说住宿或者农产品销售，频率非常高。另一种是大笔的，但是频率不高，比如某某地方要做一个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农业设施这类的项目。”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汇源已摆脱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农业“黏着在土地上”的宿命，也加深了“耕种活动里分工程度”。
2017年上半年，汇源在100%果汁及中浓度果蔬汁的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45.8%及35.3%。汇源一系列的融资证明汇源的市场份额、产业优势与大农业计划在金融市场中的说服力。
汇源已在全国建立起140多个经营实体，链接起1000多万亩优质果、蔬、茶、粮等种植基地，并在全国10多个省落地20余个农业产业园区，形成一二三产业相互支撑新型农业体系。已帮助数百万农户脱贫致富。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对于全产业链这种模式的公司来说，重资产的属性是一定的。这种重资产的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度非常高。汇源一直都在进行资源的整合。从目前跟光大银行的合作来说，我们从产业端、资本端这块集合去看，我觉得汇源的融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6月13日，汇源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8月17日，汇源集团与管家帮达成战略合作，将惠及1000多万家庭。目前双方合作情况良好。
“继‘扶贫攻坚战’之后今年年初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沈青说，“碧桂园、京东、阿里巴巴都进入了农业领域。汇源在农业积累了二十年的经验，再过三五年，我们能看到全产业链的汇源集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的“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主产区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等细节肯定了汇源这些年的探索，因此，汇源大农业模式吸引资金进入不是一个充满悬念的商业秘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汇源的朋友们愿意为汇源大农业提供驱动力，推动三农发展，共同见证大农业的未来。
朱新礼，这个中国农业未来的守望者，已不再孤独。
